第114章 兴南发展金融发展

1930年冬，仰城的中央大市场，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咸鱼与焦灼的气息。

菜贩阿坤蹲在摊位后，手里攥着三张不同的纸币——一张英镑、一张法郎，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大洋，眉头拧成了疙瘩。

“掌柜的，这袋米到底要多少？”

穿粗布短褂的农户李老三凑上前，手里捏着几枚边缘残缺的鹰洋，额头上沁着汗。

半个时辰前，他问价时阿坤说“大洋一块二”

，可等他从怀里摸出鹰洋，阿坤却摇头：“方才戴英银行的人来说，鹰洋兑大洋贬了，得加两枚才够。”

李老三急了：“凭啥？我走了二十里地，就这几枚钱！”

周围的商户纷纷附和，杂货铺老板指着柜台后的木牌叹气：“你们看，我这牌子一上午换了三次价——英镑、美金、法郎，还有本地的私铸钱，谁都说了算，就咱们老百姓说了不算。””

，字迹潦草，还划着几道重重的横线。

这便是新生的兴南国最真实的民生图景。

1930年7月，当兴南国国旗取代戴英米字旗飘扬在政府上空时，殖民统治留下的“货币殖民”

毒瘤，正悄然吞噬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根基。

央行筹备组的统计报表上，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所有人沉默：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达13种，从英镑、美金、法郎等外国货币，到大洋、鹰洋、铜钱，甚至还有地方豪强私铸的“土钱”

。

汇率完全由盘踞在仰城的戴英汇丰银行、美洲花旗银行操控，每日波动幅度最高达15——上午能买十斤米的钱，下午可能就只剩八斤。

更致命的是，外国银行还暗中操纵汇率，每当兴南商户要进行跨区域贸易，兑换货币时就要被剥去10-15的利润。

南部种植园主陈敬之曾向筹备组哭诉：“我运一船橡胶去港口，光兑换货币就亏了两千英镑，这生意没法做！”

“货币无主，等于国家无主。”

在政府的紧急会议上，楚阳将统计报表重重拍在桌上，目光扫过在座的官员，“戴英人走了，但他们把我们的经济命脉绑在了外国货币上。

要让兴南国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铸自己的钱，让老百姓手里的钱，真正说了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财政部长杨正财攥着手里的国库清单，声音发涩：“主任，咱们接管的戴英国库，只有80吨黄金、300万英镑和5000万美元。

盎司算，全部资产只能支撑发行2亿美元的货币，可全国流通至少需要10亿美元——这差距太大了。”

楚阳手指敲击着桌面，沉吟片刻，突然抬头：“缺口再大，也得补上。

我有三个计划，你们听好——第一，我楚家在果城楚氏庄园里还有些黄金，全数移存到中央银行的金库；咱们其他人的也可以一起移存。

第二，发掘咱们兴南人自己的宝藏；第三，整顿那些偏离教义的寺庙，让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三块‘压舱石’，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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