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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洋的父亲是革命功臣，汪海洋的母亲也是革命功臣，汪海洋的哥哥还是革命功臣。然而比哥哥小两岁汪海洋不是，他这一波在1855年跟着韦泽南下广东的儿童被称为“革命小鬼”。
“汪小鬼，你来啦。”韦泽热情的和汪海洋握手。不到50岁当总理也算是开国气象。被大了十岁的韦泽称为“小鬼”，韦泽与汪海洋以及旁边的人员都没觉得这里面有丝毫侮辱的意思。小鬼头么。
和这时代的40多岁的中年人差不多，汪海洋身材不算高，因为二十多年没有饥饿的经历，整个人气色不错，只是皮肤稍显粗糙，另外肚子也有些鼓起来。非得形容的话，大概用“文官”二字就可以归纳。在汪海洋对面的韦泽身材保持的很好，举手投足之间蕴含着一股隐隐的力量。即便是头发花白，迟钝、松弛这类与老态有关的东西都没在韦泽显现出来。这也不仅仅是韦泽一个人，整个光复军的老一辈身上都有着此类的明显特征。
两人坐下之后，汪海洋恭敬的说道：“都督，工作马上就交接完毕，您对国务院的工作有什么指示么？”再过十几天汪海洋就走马上任，他此时来就是要做最后的请教。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第二年的时候进行总理交接么？”韦泽问汪海洋。
汪海洋爽快的答道：“每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都会在头两年展现出来，下一任国务院能否执行完整个五年计划，是执行而不是推翻重来，这是对政府对长期政策执行的能力的考验。”或许是因为进入了自己的长项范畴，汪海洋在回答的时候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反倒是给他增加了不少活力的模样。
从履历上讲，汪海洋的整个过程很不错。上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先后当过浙江金华的县长，浙江省工业厅厅长，浙江丝绸联合会常务董事长，商务部欧美处处长，工业部机械厅厅长，商务部部长商务部党委书记。这是位丝绸生产和销售专家，对于浙江这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省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颇为熟悉。韦泽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汪海洋的时候表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总理的方向就是能对这方面熟悉，才能够为在转型中遇到诸多困难的各省提供政府服务。”不管政治局的诸位对这话是不是理解，但是都督这么讲，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支持了韦泽的看法。
汪海洋此时还不知道韦泽的评价，他对自己人生的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要是早生两年就能编入少年营，可少年营的下限是14岁，12岁的汪海洋被年龄卡在少年营之外，成为了小鬼头们组成的儿童团一员。
“大国对于执行层面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你也见过人民参与到政治行动中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推翻满清改天换地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年。我想你也见过人民对政治没任何兴趣的表现，被压迫到死，人民也只能忍了。是什么逼迫人民不得不参与到政治中来？你怎么看？”韦泽想看看汪海洋到底能说出什么来。
这个问题可没什么已有答案，汪海洋思忖了片刻之后就答道：“国家营运出了问题，人民活不下去。而人民又找不到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政府力量，所以人民不得不起来自己解决问题了。”
这个答案还能让韦泽满意，以他在21世纪造船厂工作的经验，一看五年计划里面要对什么产业进行支持，大家就知道某些部分日子要好过，某些部分的日子不会好过。政策直接与投资正相关，政策不倾斜，投资就会很紧。没有投资，这些生产企业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
“满清从制度上只是个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关系，满清历代的够上宰相级别的官加起来也不陪给你提鞋。你要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多更复杂，拿出信心来好好干。”韦泽是鼓励，也是他自己有些不自觉的担心。
“都督，对于第四个五年计划，您还是多给些指示吧。”汪海洋此行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没有具体问题，我什么都没的说。一定要我说，我只有说，好好干，认真干。”韦泽笑道。
对于大国来说，长期战略的稳定性比什么都重要。与五年计划相配套的是党政的选举制度，从1869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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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洋的父亲是革命功臣，汪海洋的母亲也是革命功臣，汪海洋的哥哥还是革命功臣。然而比哥哥小两岁汪海洋不是，他这一波在1855年跟着韦泽南下广东的儿童被称为“革命小鬼”。
“汪小鬼，你来啦。”韦泽热情的和汪海洋握手。不到50岁当总理也算是开国气象。被大了十岁的韦泽称为“小鬼”，韦泽与汪海洋以及旁边的人员都没觉得这里面有丝毫侮辱的意思。小鬼头么。
和这时代的40多岁的中年人差不多，汪海洋身材不算高，因为二十多年没有饥饿的经历，整个人气色不错，只是皮肤稍显粗糙，另外肚子也有些鼓起来。非得形容的话，大概用“文官”二字就可以归纳。在汪海洋对面的韦泽身材保持的很好，举手投足之间蕴含着一股隐隐的力量。即便是头发花白，迟钝、松弛这类与老态有关的东西都没在韦泽显现出来。这也不仅仅是韦泽一个人，整个光复军的老一辈身上都有着此类的明显特征。
两人坐下之后，汪海洋恭敬的说道：“都督，工作马上就交接完毕，您对国务院的工作有什么指示么？”再过十几天汪海洋就走马上任，他此时来就是要做最后的请教。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第二年的时候进行总理交接么？”韦泽问汪海洋。
汪海洋爽快的答道：“每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都会在头两年展现出来，下一任国务院能否执行完整个五年计划，是执行而不是推翻重来，这是对政府对长期政策执行的能力的考验。”或许是因为进入了自己的长项范畴，汪海洋在回答的时候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反倒是给他增加了不少活力的模样。
从履历上讲，汪海洋的整个过程很不错。上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先后当过浙江金华的县长，浙江省工业厅厅长，浙江丝绸联合会常务董事长，商务部欧美处处长，工业部机械厅厅长，商务部部长商务部党委书记。这是位丝绸生产和销售专家，对于浙江这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省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颇为熟悉。韦泽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汪海洋的时候表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总理的方向就是能对这方面熟悉，才能够为在转型中遇到诸多困难的各省提供政府服务。”不管政治局的诸位对这话是不是理解，但是都督这么讲，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支持了韦泽的看法。
汪海洋此时还不知道韦泽的评价，他对自己人生的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要是早生两年就能编入少年营，可少年营的下限是14岁，12岁的汪海洋被年龄卡在少年营之外，成为了小鬼头们组成的儿童团一员。
“大国对于执行层面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你也见过人民参与到政治行动中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推翻满清改天换地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年。我想你也见过人民对政治没任何兴趣的表现，被压迫到死，人民也只能忍了。是什么逼迫人民不得不参与到政治中来？你怎么看？”韦泽想看看汪海洋到底能说出什么来。
这个问题可没什么已有答案，汪海洋思忖了片刻之后就答道：“国家营运出了问题，人民活不下去。而人民又找不到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政府力量，所以人民不得不起来自己解决问题了。”
这个答案还能让韦泽满意，以他在21世纪造船厂工作的经验，一看五年计划里面要对什么产业进行支持，大家就知道某些部分日子要好过，某些部分的日子不会好过。政策直接与投资正相关，政策不倾斜，投资就会很紧。没有投资，这些生产企业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
“满清从制度上只是个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关系，满清历代的够上宰相级别的官加起来也不陪给你提鞋。你要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多更复杂，拿出信心来好好干。”韦泽是鼓励，也是他自己有些不自觉的担心。
“都督，对于第四个五年计划，您还是多给些指示吧。”汪海洋此行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没有具体问题，我什么都没的说。一定要我说，我只有说，好好干，认真干。”韦泽笑道。
对于大国来说，长期战略的稳定性比什么都重要。与五年计划相配套的是党政的选举制度，从1869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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