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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有人坐在那个空位里，两旁的人一定会拉开一些距离。也许，在你的妄想中，左川和八景之间的空位被拉大了。”阮黎医生定格影像，用调整工具，将左川和八景的位置往左右拉开，然后，又将她们身旁的其他人的位置，也逐一修改了一下。”阮黎医生用平缓的语气说：“你看，要让那个空位满足多出来一个人，要调整的距离，只有那么一丁而已。而这个一丁的距离，是十分容易通过想象构成的。”她比划了一下，餐桌上，每个人需要调整的距离最多也不到二十厘米，甚至于，只需要调整一下椅子的角度，就足够了，而以我的方向去观测她们，除非一开始就细心观察，否则，是无法在进食活动中，感受到这种变动的。
“当然，在现实的场景，如果一个空位坐不下一个人，而必须为她腾出位置，那么，变动座位的动静会是十分大，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活动一下，这就很容易观测到。”阮黎医生说：“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多一个人参与了进餐’的想法，而并非是实际腾出一个位置，那么，是更加容易实现的——对阿川你来说，这种挪位是一种证明‘那个人存在的’下意思的妄想。”
这么说着，她又再次调整影像。指出每一个人在进餐的活动中，每一个和那个空位有关联的动作：她们或者是正对那个位置夹菜，亦或者，是在对左川和八景说话。然后，影像转到我的视角位置，重新放映这些动作。
“看到了吗？你只是在她们必然朝向那个位置的时候。妄想出她们和富江的交流罢了。”阮黎医生说着，又一次调整影像角度，以影像中的她自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你完全可以确认，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和那个空位有过互动。我在交谈的时候，视线必然会看向对话者，但是。从你当时的位置，去推断我的目光，有可能发生的错位。所以，阿川，你只是为了证明富江的存在，而将我的动作和神态进行妄想性的解读而已。事实上，当时没有任何人和富江进行交流。”
我没有说话，因为。阮黎医生的影像没有伪造的迹象，而她对影像的解读也具备心理学的逻辑。这份影像或许还是不能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大前提下。证明阮黎医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让我不得不承认一：哪怕对于咲夜和八景来说，富江也的确有可能是“不存在”的。
“我和富江说过话。”我说，“如果我在对‘看不见的朋友’说话，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表示疑议？”
“很简单。”阮黎医生用怜惜的目光看着我，再一次调整影像：“你只是认为自己说话了。那些对话和互动。都是在你的脑海中完成的。现实中，你什么都没有做。你的记忆很好，应该可以用咲夜和八景她们的对话时间为基准，去记录自己和富江的互动吧？那么，你可以看看。在那个时间段，你真的和富江对话了吗？”
影像给出的答案是：没有。
晚餐中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瞬间，但是，以那些瞬间为基准，在印象中记录下来的，我和富江进行交流的那段时间，放在影像里，只是我一个人好似发呆一样，就像是在思考什么而入神。
“阿川，富江是看不见的朋友。”阮黎医生在沉默了半晌后，再一次对我说到，“你对我说过，富江和左川住在一起，和房东办理过正式的续租合同。需要我去找那位房东问问吗？”
我沉默。
“还记得吗？虽然你说左川和富江很早之前就认识，但实际上，左川先来到这里，而富江在你的印象里，是之后才搬进左江的租房里。既然富江是不存在的，那么，把富江和左川扯上关系，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契机。虽然是妄想出来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你来说，这种人际关系仍旧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合乎逻辑，而硬生生将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扯上关系的情况，是无法在你的妄想中出现的。所以，我猜测，在你所认为存在的富江搬进左川的租房前，左川其实在和另一个人**，而且，那个人是女性，而那个女性，在你的印象中，和富江存在联系。正因为富江是不存在的人，而先前和左川**的那位女性离开了，也成为了不存在的人，两个不存在的人之间是否存在连系，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她们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而为了满足富江的存在性，你会下意识认定她们有关系，进而发展到，和左江有关系。”阮黎医生顿了顿说：“我相信，可以找到左川之前的合租者。”
“是的。因为，她们是神秘组织的人，在一些行动上有合作。”我这么回答道。
而阮黎医生的反应也在预料当中，她用一种悲哀的眼神看着我。对阮黎医生来说，世界末日和神秘组织相关的种种都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存在“科学尚无法解释的东西”，但不存在“完全无可解释的神秘”，她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也并非是区区一个中继器世界，而是她对自身存在性的认知基础，是一个不虚幻，也并非意识态的，真实的世界。而我不得不提出的“神秘”蠢动，也只能是精神病态所构建出来的异常且非正确的世界观。
在阮黎医生的眼中，我用一个“不现实的理由”去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真的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情况——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这么做。她没有进一步驳斥我的荒谬，而我也知道，她为什么中止了这个话题，因为，在很多病例中，再继续对精神病人说“现实不是这样的”，然后用逻辑和证据去强调对方的“异常”和“不正确”，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让对方的病态恶化，甚至于，会导致对方精神崩溃。而我此时也已经清楚，为什么那些精神病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崩溃了，因为，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所产生的人格，是基于那些妄想就是真实的情况才成立的。一旦这个基础被瓦解，所造成的冲击会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因为，正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时候，自己会变得怎样。也许有过想象，尽可能去推断那种后果，从理论和精神病人的情况，去理解那种冲击，但没有切身体会过，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而所有沉重的东西，在被语言描述之后，能够被语言所保留下来的沉重，都只剩下原有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
语言所呈现的一切，都会让人感到轻巧。人无法单纯依靠假设自己在那样的情况，去理解真正出于那种情况时，所要面对的一切，因为，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所以，任何仅仅通过思考，而不是依靠体会，去感受“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都远远无法企及真实情况。可是，谁会主动去感受“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情况呢？甚至于，根本就不会打心底认同“构成自己的一切皆是虚假”的情况。
阮黎医生对我的看法，对涉及我的那些异常的解释，同样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她不会去想“构成自己的一切皆是虚假”，那么，虚假的，就只有和她的认知不同的我了。
我是精神病人，所以，她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么说好似在说反话，在讽刺，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那么轻飘飘的情况，而是我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如果，我是正确且真实的，富江也是毫无疑义的存在，那么，从各种方式证明了“我是精神病人，富江也不存在”的另一方，又是什么呢？
这个中继器世界里的一切人和事，比起其意识的存在形态，其在哲学上的存在形态，更值得让人深思。
我不会去否定阮黎医生，也不会再去寻找证据，证明阮黎医生是错误的，我接受阮黎医生对我的看法，对富江的看法，接受她用自己的视角所观测到的一切，也接受她在看着我时，那悲哀沉重的目光。因为，阮黎医生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基于她的立场和角度，去表达对我的爱而已。也许，这份爱是沉重的，而其造成的结果，是否定了我至今为止的一切。
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爱，就没有关系。
我这么想着，对悲哀地看着我的阮黎医生说：“不要伤心，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一切都会有一个结束，并且，正在朝着结束进发。无论这个结束，证明了谁是错的，都无法抹杀，在这份错误中诞生的爱。未完待续。。)( )
;“事实上，如果有人坐在那个空位里，两旁的人一定会拉开一些距离。也许，在你的妄想中，左川和八景之间的空位被拉大了。”阮黎医生定格影像，用调整工具，将左川和八景的位置往左右拉开，然后，又将她们身旁的其他人的位置，也逐一修改了一下。”阮黎医生用平缓的语气说：“你看，要让那个空位满足多出来一个人，要调整的距离，只有那么一丁而已。而这个一丁的距离，是十分容易通过想象构成的。”她比划了一下，餐桌上，每个人需要调整的距离最多也不到二十厘米，甚至于，只需要调整一下椅子的角度，就足够了，而以我的方向去观测她们，除非一开始就细心观察，否则，是无法在进食活动中，感受到这种变动的。
“当然，在现实的场景，如果一个空位坐不下一个人，而必须为她腾出位置，那么，变动座位的动静会是十分大，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活动一下，这就很容易观测到。”阮黎医生说：“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多一个人参与了进餐’的想法，而并非是实际腾出一个位置，那么，是更加容易实现的——对阿川你来说，这种挪位是一种证明‘那个人存在的’下意思的妄想。”
这么说着，她又再次调整影像。指出每一个人在进餐的活动中，每一个和那个空位有关联的动作：她们或者是正对那个位置夹菜，亦或者，是在对左川和八景说话。然后，影像转到我的视角位置，重新放映这些动作。
“看到了吗？你只是在她们必然朝向那个位置的时候。妄想出她们和富江的交流罢了。”阮黎医生说着，又一次调整影像角度，以影像中的她自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你完全可以确认，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和那个空位有过互动。我在交谈的时候，视线必然会看向对话者，但是。从你当时的位置，去推断我的目光，有可能发生的错位。所以，阿川，你只是为了证明富江的存在，而将我的动作和神态进行妄想性的解读而已。事实上，当时没有任何人和富江进行交流。”
我没有说话，因为。阮黎医生的影像没有伪造的迹象，而她对影像的解读也具备心理学的逻辑。这份影像或许还是不能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大前提下。证明阮黎医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让我不得不承认一：哪怕对于咲夜和八景来说，富江也的确有可能是“不存在”的。
“我和富江说过话。”我说，“如果我在对‘看不见的朋友’说话，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表示疑议？”
“很简单。”阮黎医生用怜惜的目光看着我，再一次调整影像：“你只是认为自己说话了。那些对话和互动。都是在你的脑海中完成的。现实中，你什么都没有做。你的记忆很好，应该可以用咲夜和八景她们的对话时间为基准，去记录自己和富江的互动吧？那么，你可以看看。在那个时间段，你真的和富江对话了吗？”
影像给出的答案是：没有。
晚餐中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瞬间，但是，以那些瞬间为基准，在印象中记录下来的，我和富江进行交流的那段时间，放在影像里，只是我一个人好似发呆一样，就像是在思考什么而入神。
“阿川，富江是看不见的朋友。”阮黎医生在沉默了半晌后，再一次对我说到，“你对我说过，富江和左川住在一起，和房东办理过正式的续租合同。需要我去找那位房东问问吗？”
我沉默。
“还记得吗？虽然你说左川和富江很早之前就认识，但实际上，左川先来到这里，而富江在你的印象里，是之后才搬进左江的租房里。既然富江是不存在的，那么，把富江和左川扯上关系，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契机。虽然是妄想出来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你来说，这种人际关系仍旧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合乎逻辑，而硬生生将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扯上关系的情况，是无法在你的妄想中出现的。所以，我猜测，在你所认为存在的富江搬进左川的租房前，左川其实在和另一个人**，而且，那个人是女性，而那个女性，在你的印象中，和富江存在联系。正因为富江是不存在的人，而先前和左川**的那位女性离开了，也成为了不存在的人，两个不存在的人之间是否存在连系，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她们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而为了满足富江的存在性，你会下意识认定她们有关系，进而发展到，和左江有关系。”阮黎医生顿了顿说：“我相信，可以找到左川之前的合租者。”
“是的。因为，她们是神秘组织的人，在一些行动上有合作。”我这么回答道。
而阮黎医生的反应也在预料当中，她用一种悲哀的眼神看着我。对阮黎医生来说，世界末日和神秘组织相关的种种都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存在“科学尚无法解释的东西”，但不存在“完全无可解释的神秘”，她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也并非是区区一个中继器世界，而是她对自身存在性的认知基础，是一个不虚幻，也并非意识态的，真实的世界。而我不得不提出的“神秘”蠢动，也只能是精神病态所构建出来的异常且非正确的世界观。
在阮黎医生的眼中，我用一个“不现实的理由”去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真的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情况——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这么做。她没有进一步驳斥我的荒谬，而我也知道，她为什么中止了这个话题，因为，在很多病例中，再继续对精神病人说“现实不是这样的”，然后用逻辑和证据去强调对方的“异常”和“不正确”，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让对方的病态恶化，甚至于，会导致对方精神崩溃。而我此时也已经清楚，为什么那些精神病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崩溃了，因为，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所产生的人格，是基于那些妄想就是真实的情况才成立的。一旦这个基础被瓦解，所造成的冲击会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因为，正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时候，自己会变得怎样。也许有过想象，尽可能去推断那种后果，从理论和精神病人的情况，去理解那种冲击，但没有切身体会过，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而所有沉重的东西，在被语言描述之后，能够被语言所保留下来的沉重，都只剩下原有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
语言所呈现的一切，都会让人感到轻巧。人无法单纯依靠假设自己在那样的情况，去理解真正出于那种情况时，所要面对的一切，因为，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所以，任何仅仅通过思考，而不是依靠体会，去感受“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都远远无法企及真实情况。可是，谁会主动去感受“当构成自己的一切都被判定为虚假”的情况呢？甚至于，根本就不会打心底认同“构成自己的一切皆是虚假”的情况。
阮黎医生对我的看法，对涉及我的那些异常的解释，同样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她不会去想“构成自己的一切皆是虚假”，那么，虚假的，就只有和她的认知不同的我了。
我是精神病人，所以，她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么说好似在说反话，在讽刺，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那么轻飘飘的情况，而是我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如果，我是正确且真实的，富江也是毫无疑义的存在，那么，从各种方式证明了“我是精神病人，富江也不存在”的另一方，又是什么呢？
这个中继器世界里的一切人和事，比起其意识的存在形态，其在哲学上的存在形态，更值得让人深思。
我不会去否定阮黎医生，也不会再去寻找证据，证明阮黎医生是错误的，我接受阮黎医生对我的看法，对富江的看法，接受她用自己的视角所观测到的一切，也接受她在看着我时，那悲哀沉重的目光。因为，阮黎医生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基于她的立场和角度，去表达对我的爱而已。也许，这份爱是沉重的，而其造成的结果，是否定了我至今为止的一切。
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爱，就没有关系。
我这么想着，对悲哀地看着我的阮黎医生说：“不要伤心，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一切都会有一个结束，并且，正在朝着结束进发。无论这个结束，证明了谁是错的，都无法抹杀，在这份错误中诞生的爱。未完待续。。)( )